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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色足跡】中共五大:狂瀾江城路何方
作者:政策法規科  更新時間:2019/6/28

【紅色足跡】中共五大:狂瀾江城路何方
更新時間:2019/06/28


中共五大:狂瀾江城路何方

    1927年4月,在大革命處于生死存亡的危急關頭,中國共產黨于4月27日至5月9日在湖北武漢舉行了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大會上,留下了中共歷史上的多項第一:第一次邀請國民黨代表團參加中共的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設立專門監督機構中央監察委員會……

在血腥屠殺的槍聲中籌備

    1925年1月,中共四大的召開,為即將來臨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廣泛的群眾基礎。五卅運動的爆發,標志著大革命高潮的到來。伴隨著革命運動的迅速發展,國民黨右派掀起的反共逆流也在滋長。大革命后期,北伐戰爭的勝利進軍和工農運動的高漲,沒能扼制革命陣營內部的危機。隨著北伐的勝利,蔣介石進一步加緊了對軍隊和政權的控制,實力迅速膨脹,反動面目也暴露出來。
    1927年4月6日,中國共產黨的主要創始人和領導人之一李大釗在北京不幸被捕,面對敵人的嚴刑逼供,他大義凜然,堅貞不屈,表現了一個中國共產黨員堅強的革命意志。中共五大開幕次日也就是4月28日,李大釗等20名革命者從容走上絞刑臺,英勇就義。中共北方區委同時遭到嚴重破壞,被迫停止工作。
    蔣介石發動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是大革命從高潮走向失敗的轉折點。它使中國政治風云突變,造成革命聯合戰線內部的巨大變動與分化。1927年4月下旬至5月中旬,國民黨中央黨部決議在湖南、湖北等省組織特別委員會,檢查各級黨部、各級政府機關、各種民眾團體的一切言論和行動。同時,一系列限制工農運動的條例和法令也陸續出臺。
    其實,早在1926年4月27日,蔡和森作為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就在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召開的會議上,提出鑒于中山艦事件發生后國內的復雜形勢,建議“中共五大應該立即召開,而不是在8月”。但共產國際代表維經斯基否定了他的意見。11月底,在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擴大全體會議上,通過了《關于中國問題決議案》,確定了中共五大的基本方針和政治路線。
    1927年4月20日,隨著汽笛長鳴,上海碼頭停靠的英商怡和公司的輪船逆流而上向西航行。這艘輪船上的乘客都是前往武漢參加中共五大的代表。4月22日至26日,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召開,會上討論并確定了中共五大的議事日程和中央執委會向大會所作的報告,以及大會各委員會、秘書長名單。
    就在中共五大籌備期間,武漢地區的形勢急劇惡化,反革命活動迅速表面化。1927年4月底,國民革命軍第35軍軍長何健在湖北漢口召集反動軍官密商反共“清黨”計劃。5月初,國民革命軍第14獨立師師長夏斗寅在蔣介石的策動下,與國民革命軍第20軍軍長楊森勾結共同反共。

非常時局的非常會議

    中共五大是在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僅半個月后,這樣一個非常時刻召開的。出席此次大會的代表有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毛澤東、任弼時、劉少奇、鄧中夏等82人,這些被蔣介石通緝捉拿的“共黨首要分子”肩負著挽救革命的重任,他們代表著全國57967名黨員。以羅易、多里奧、維經斯基組成的共產國際代表團參加了大會,由譚延闿、徐謙、孫科組成的國民黨代表團到會祝賀。汪精衛也應邀列席了一天會議。
    為了防備反動派突然襲擊,中共五大是秘密進行的,不許報紙上刊載有關消息,可還是有一家報紙刊登了中共五大召開的消息。開幕式后,代表們就迅速離開了會場。參加中共五大的代表們沒有出席證,在出入開會場所時要用“口令”,第一天上午用的是“沖鋒”二字。據負責中共五大保衛工作的韓浚回憶,在大會召開前幾天,葉挺對他說:“我們黨馬上要召開第五次代表大會,地點選在武昌第一小學……黨已決定由你們這個營負責擔負警戒。”會議期間,韓浚布置警戒并帶領全營士兵在會場周圍巡邏。
    會前,共產國際發來指示,要求中共五大的一切政治決議“都完全應以共產國際執委會第七次擴大全會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為依據”。會上,身著長衫的陳獨秀代表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進行了長達6個小時的《政治與組織的報告》。該報告內容涉及中國各階級、土地、無產階級領導權、軍事、國共兩黨關系等問題。陳獨秀用略帶安徽口音的普通話侃侃而談,“聲音不高,講得比較慢,頗有大學教授講課的神氣”。報告既沒有正確總結經驗教訓,又沒有提出挽救時局的方針政策,反而為過去的錯誤進行辯護,繼續提出一些錯誤主張,“當時就有不少人流露出不滿的表情”。休息間隙,羅亦農走到瞿秋白面前嘆息道:“糟糕!”瞿秋白感受到了羅亦農對陳獨秀報告的不滿。隨后,大會根據共產國際發來的指示,討論了這一報告,大家紛紛發言并展開了激烈爭論。
    據中共五大代表張金保回憶,在會上給她印象較深的有蔡和森與瞿秋白。“蔡和森同志很嚴肅,平時沉默寡言。瞿秋白同志和藹可親,很有學者風度。”而帶頭向陳獨秀、彭述之開炮的,正是平素“和藹可親”的瞿秋白和“沉默寡言”的蔡和森。瞿秋白從理論到實際系統批判了黨內的右傾觀點。
    其實,瞿秋白在1927年2月就針對陳獨秀、彭述之等人的機會主義理論和政策,寫成《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一書。會上他向代表們分發了此書。一些代表同意瞿秋白的觀點,批評了陳獨秀、彭述之的錯誤。陳獨秀在會上也不得不承認一些錯誤。但是,大會對這方面的討論不夠重視。李立三后來回憶,瞿秋白“這本小冊子在當時并沒有能引起全黨同志嚴重的注意,甚至在五次大會時也沒有很熱烈的討論,于是黨的機會主義的危險,并沒有挽救過來”。

正確與失誤交織的重要會議

    在中共五大上,毛澤東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上,他一如既往地關注農民問題。參會前,毛澤東曾邀請澎湃、方志敏等各省農民協會負責人開會,議定出了一個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他把這個方案提交給大會,但陳獨秀沒有把它拿出來討論。大會雖然在原則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認為“應該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權之政綱去號召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但沒有提出具體的措施。于是,前面所說的肯定土地革命重要性便成了空話。
    最終,大會通過了《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議決案》等議決案,并選出了由31名正式委員和14名候補委員組成的中央委員會。在選舉過程中,一些代表認為自己能力資格不夠,主動要求退出中央委員會。在大會主席團討論中央委員候選人時,曾推選過紡織女工出身的張金保。據《張金保回憶錄》記載,她覺得“自己水平太低,沒有文化,對許多問題還不能很好的理解,許多革命道理也不能充分消化,當中央委員不夠條件”。最后,大會主席團接受了她的請求。不過,張金保是中共五大主席團成員,并作為執行主席主持了大會的閉幕式。在這里還有一個小插曲,中共五大開幕時,張金保卻沒能出席。因為,在張金保工作的紡織廠里有一個男工與她同名,并且也從事工會工作。所以,接到參會通知的男張金保報到時才發現通知錯了人,第二天女張金保接到通知后才參加大會。中共五大主席團由十幾個人組成,只有張金保一位女性委員。
    當時,我黨面臨最緊迫的問題就是組織和發展由黨直接領導的革命軍隊。但是,大會并沒有認真討論軍事問題,更沒有在這方面制定有力的措施,認為只要依靠以唐生智等武裝力量為支柱的武漢國民政府和馮玉祥的國民軍,就能夠實現大會規定的任務。
    隨后舉行的五屆一中全會,選舉陳獨秀、蔡和森、李維漢、瞿秋白、張國燾、譚平山、李立三、周恩來為中央政治局委員,蘇兆征、張太雷等為候補委員;選舉陳獨秀、張國燾、蔡和森(后增補瞿秋白、譚平山)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周恩來曾代理常委),陳獨秀為總書記。大會在黨的歷史上第一次選舉產生中央監察委員會,由正式委員7人、候補委員3人組成。
    1927年6月1日,中央政治局會議根據中共五大通過的議決案,對黨章進行修正。新修正的黨章中專門增設了“監察委員會”一章,對中央和省監察委員會產生的方式、職責權限范圍以及工作運行機制都進行了詳細的規定。黨章規定,“為鞏固黨的一致及權威起見,在全國代表大會及省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及省監察委員會”,黨的全國代表大會還負責討論和批準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報告、人數、改選等工作,“中央及省監察委員,不得以中央委員及省委員兼任”。中央監察委員會的建立及《中國共產黨第三次修正章程決案》的通過,標志著黨內監察體制的初步形成。
    正確與失誤交織,因循與創新同在,成功與挫折并存,激進與退縮錯雜。中共五大雖提出了爭取無產階級對革命的領導權、建立革命民主政權和實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確原則,但對無產階級如何爭取革命領導權,如何領導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如何對待武漢國民政府和國民黨,特別是如何建立黨領導的革命武裝等問題,都沒有提出具體措施,這樣自然難以承擔起挽救革命的任務。
    原載于《中國檔案報》2017年4月7日 總第3050期 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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